摘要:目的基于机器学习筛选潜在关联的实验室指标，并联合孟德尔随机化分析探讨其与1型糖尿病（T1DM）的因果关联。方法选择2021-2022年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就诊的T1DM患者210例作为T1DM组，选择与T1DM组年龄、性别匹配的同期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体检的健康体检者210例作为健康对照组。按7∶3的比例将全部研究对象划分为训练集（n=294）与测试集（n=126）。采用Lasso回归结合交叉验证从39项实验室指标中筛选指标，构建极端梯度提升（XGBoost）、Logistic回归、轻量梯度提升机（LightGBM）、随机森林（RF）、自适应提升（AdaBoost）、决策树（DT)、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支持向量机（SVM)8种机器学习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8种机器学习模型的性能；基于英国生物银行及日本生物银行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数据，分别在欧洲人群和亚洲人群中分析所选指标与T1DM的因果关联。结果Lasso回归在39项实验室指标中筛选出10项候选特征：肌酸激酶（CK）、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蛋白（TP）、白蛋白（ALB）、间接胆红素（IBil）、视黄醇结合蛋白（RBP）、铁蛋白（SF）、总铁结合能力（TIBC）、不饱和铁结合能力（UIBC）和血红蛋白（Hb）。基于10项候选特征，构建8种机器学习模型，其中XGBoost模型在测试集中的AUC最大（0.968，95%CI：0.945～0.991），且训练集与测试集AUC差值最小（ΔAUC=0.020）。基于XGBoost模型的特征重要性分析，10项指标按重要性从高到低依次为RBP、TIBC、TP、ALB、UIBC、CK、Hb、SF、IBil和AST。孟德尔随机化分析结果显示，ALB与欧洲人群T1DM之间存在潜在因果关联（P＜0.05），使用随机效应逆方差加权法（OR=0.900,95%CI:0.835～0.970,P=0.006）、加权中位数法 (OR=0.896，95%CI:0.836～0.961,P=0.002)和加权模式法(OR=0.900，95%CI:0.832～0.974,P=0.010) 进行分析得到了186个能够显著影响ALB与T1DM因果关系的SNP。MR-Steiger方向性检验结果支持因果方向为ALB→T1DM。在亚洲人群中，受限于GWAS样本量及工具变量数量，ALB与T1DM的因果关联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该研究成功构建并验证了整合机器学习筛选与孟德尔随机化验证的分析框架。该策略能有效从常规临床指标中识别出与T1DM具有因果关联的风险因子ALB，并排除非因果性的伴随指标，为临床大数据的因果挖掘提供了新思路。

摘要:目的基于我国社区老年人易获取的非影像学特征，建立并验证可解释的机器学习模型，用于轻度认知障碍（MCI）的早期筛查。方法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22年纵向数据，纳入年龄≥60岁且完成认知评估的研究对象1 198例，按7∶3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n=838）和验证集（n=360）。在12项候选预测变量中以Boruta算法筛选预测特征，构建XGBoost等多种机器学习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Brier分数评价模型性能，用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临床实用性，采用SHAP方法进行可解释性分析。结果训练集内部，与非MCI组相比，MCI组年龄更大、受教育年限更短，农村户籍和自评健康状况差的比例更高，抑郁症状评分更高，即时记忆、延迟记忆和综合认知功能得分更低，平均红细胞体积（MCV）及空腹血糖水平更高，血红蛋白水平更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Boruta算法从训练集12项候选预测变量中，筛选出4项变量：延迟记忆得分、即时记忆得分、综合认知功能得分、MCV。在验证集中，XGBoost模型表现最佳，AUC为0.854（95%CI：0.810～0.898），准确度为0.819，灵敏度为0.831，特异度0.803，Brier分数0.122，明显大于AdaBoost（AUC=0.801）、MLP（AUC=0.795）、Lasso-Logistic（AUC=0.792）、递归特征消除（RFE）-Logistic（AUC=0.781）模型的AUC，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剔除MCV后，XGBoost模型AUC由0.854（95%CI：0.810～0.898）降至0.777（95%CI：0.729～0.824），ΔAUC=0.077（95%CI：0.034～0.1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52，P<0.001）。DCA分析显示，XGBoost模型在15%~65%阈值概率区间内净获益最高。SHAP可解释性分析揭示，延迟记忆得分对模型预测贡献最大，MCV升高是发生MCI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基于4项易获取指标（包括MCV）的XGBoost模型具有良好的判别性能、临床实用性和可解释性，适用于基层医疗机构开展MCI早期筛查。MCV作为检测简便、低成本的血液生物标志物，对MCI具有独立预测价值，值得进一步探索其潜在机制和临床应用前景。

摘要:结直肠癌（CRC）是全球第3大常见恶性肿瘤及第2大癌症相关死因，新发CRC患者中有20%在就诊时即有转移，另外25%的患者会发生转移，因此，CRC的早期筛查与精准风险预测是降低其病死率的关键。手术和放化疗仍然是CRC治疗的主要手段，但治疗效果往往与发病部位、肿瘤分期等息息相关。目前常用于CRC早期筛查、转移和治疗监测的手段有肠镜、直肠指检、粪便隐血、肿瘤标志物和影像学检查等，但单一手段往往灵敏度、准确性不高。机器学习是一种通过算法和模型使计算机从多源数据中自动学习并进行预测或决策的技术，属于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机器学习风险预测模型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疾病的筛查、诊断、治疗及预后等各环节。该文就机器学习在CRC相关风险预测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摘要:目的探讨冠心病（CHD）患者血清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FGF2）、Rho相关卷曲螺旋蛋白激酶1（ROCK1）、白细胞介素-1受体相关激酶1（IRAK-1）水平及其与患者冠状动脉病变支数的关系。方法选择2022年10月至2024年10月三二〇一医院收治的CHD患者115例作为CHD组，根据冠状动脉受累支数，将患者分为单支病变组、双支病变组、三支病变组。选择同期在三二〇一医院体检的健康志愿者115例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所有研究对象血清FGF2、ROCK1、IRAK-1水平；计算CHD患者Gensini积分；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CHD患者发生冠状动脉三支病变的影响因素；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CHD患者血清FGF2、ROCK1、IRAK-1水平与Gensini积分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FGF2、ROCK1、IRAK-1单独及三者联合对CHD患者发生冠状动脉三支病变的诊断价值。结果CHD组血清FGF2、ROCK1、IRAK-1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单支病变组40例、双支病变组39例、三支病变组36例。三支病变组血清FGF2、ROCK1、IRAK-1、甘油三酯水平及Gensini积分均高于双支病变组和单支病变组（P＜0.05），双支病变组血清FGF2、ROCK1、IRAK-1水平及Gensini积分均高于单支病变组（P＜0.05）。CHD患者血清FGF2、ROCK1、IRAK-1水平与Gensini积分均呈正相关（r=0.412、0.538、0.487，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FGF2、ROCK1、IRAK-1水平升高均为CHD患者发生冠状动脉三支病变的危险因素（P＜0.05）。血清FGF2、ROCK1、IRAK-1单独及三者联合诊断CHD患者发生冠状动脉三支病变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79、0.771、0.783、0.904，三者联合诊断的AUC大于FGF2（Z=2.653，P=0.009）、ROCK1（Z=2.897，P=0.006）及IRAK-1（Z=2.703，P=0.007）单独诊断的AUC。 结论CHD患者血清FGF2、ROCK1、IRAK-1水平均明显升高，三者水平与Gensini积分均呈正相关，且三者联合诊断CHD患者冠状动脉三支病变的价值更高。

摘要:目的探讨血清神经纤毛蛋白-1（NRP-1）、膜联蛋白A2（ANXA2）、可溶性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1（sLRP-1）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CAS）程度及短期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该院收治的120例AIS患者作为AIS组，根据CAS程度分为轻、中、重度。选取同期在该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的健康者100例作为对照组。检测各组血清NRP-1、ANXA2、sLRP-1水平；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血清NRP-1、ANXA2、sLRP-1水平与部分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血清NRP-1、ANXA2、sLRP-1水平与CAS程度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IS患者短期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血清NRP-1、ANXA2、sLRP-1对AIS患者短期预后不良的预测价值。结果AIS组血清NRP-1、ANXA2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sLRP-1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重度患者血清NRP-1、ANXA2水平均高于轻度、中度患者（P＜0.05），中度患者血清NRP-1、ANXA2水平均高于轻度患者（P＜0.05）；重度患者血清sLRP-1水平低于轻度、中度患者（P＜0.05），中度患者血清sLRP-1水平低于轻度患者（P＜0.05）。AIS患者血清NRP-1、ANXA2水平与CAS程度均呈正相关（rs=0.682、0.674，均P＜0.001），血清sLRP-1水平与CAS程度呈负相关（rs=-0.715，P＜0.001）。预后不良组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NRP-1、ANXA2水平及颈动脉狭窄率均高于预后良好组（P＜0.05）,血清sLRP-1水平低于预后良好组（P＜0.05）。AIS患者血清IL-6、TNF-α水平与NRP-1、ANXA2水平均呈正相关（P＜0.05），与血清sLRP-1水平呈负相关（P＜0.05）；血清NRP-1水平与血清VEGF水平呈正相关（P＜0.05）。血清NRP-1、ANXA2水平升高及颈动脉狭窄率增加是AIS患者短期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P＜0.05）；血清sLRP-1水平升高是AIS患者短期预后不良的保护因素（P＜0.05）。血清NRP-1、ANXA2、sLRP-1单独及三者联合预测AIS患者短期预后不良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92、0.805、0.751、0.912，三者联合预测的AUC大于血清NRP-1、ANXA2、sLRP-1单独预测的AUC（P＜0.05）。结论AIS患者血清NRP-1、ANXA2水平与CAS程度呈正相关，血清sLRP-1水平与CAS程度呈负相关。血清NRP-1、ANXA2、sLRP-1可能通过参与炎症反应等影响CAS进展，三者联合对AIS患者短期预后不良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摘要:目的探讨肝细胞癌（HCC）患者血清微小核糖核酸-122（miR-122）、微小核糖核酸-25（miR-25）、微小核糖核酸-4429（miR-4429）水平及三者联合的诊断价值。方法选择2023年1月至2025年12月兴安盟人民医院收治的84例HCC患者作为研究组。选择同期在该院体检且年龄、性别匹配的84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比较2组基线资料及血清miR-122、miR-25、miR-4429水平；比较不同临床病理特征下HCC患者血清miR-122、miR-25、miR-4429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HCC发生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miR-122、miR-25、miR-4429单独及三者联合对HCC的诊断价值。结果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血清miR-122水平降低，血清miR-25、miR-4429水平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Child-Pugh分级A~B级、CNLC分期Ⅰ~Ⅱ期、肿瘤分化程度为中高分化及无远处转移的HCC患者相比，Child-Pugh分级C级、CNLC分期Ⅲ~Ⅳ期、肿瘤分化程度为低分化及有远处转移的HCC患者血清miR-122水平降低，血清miR-25、miR-4429水平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miR-25、miR-4429水平升高均为HCC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而血清miR-122水平升高为HCC发生的保护因素（P<0.05）。血清miR-122、miR-25、miR-4429单独及三者联合诊断HCC的AUC分别为0.762、0.796、0.773、0.899，三者联合诊断的AUC大于miR-122、miR-25、miR-4429单独诊断的AUC（Z=3.277、2.519、2.851，均P<0.05）。结论HCC患者血清miR-122水平降低，miR-25、miR-4429水平升高，三者均是HCC发生的影响因素，且与HCC的Child-Pugh分级、CNLC分期、肿瘤分化程度及远处转移有关，三者联合对HCC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且优于单一指标检测，可作为HCC辅助诊断的潜在血清学标志物组合。

摘要:目的探讨初诊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发生贫血的影响因素及其评估价值。方法对2020年8月至2023年12月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首次确诊的149例MM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检测所有患者血红蛋白（Hb）、总蛋白（TP）、白蛋白（ALB）、球蛋白（GLO）、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总胆红素（TBIL）、肌酐（Cr）、尿素氮（BUN）、胱抑素C（Cys-C）、β2-微球蛋白（β2-MG）及血清钙（Ca）水平，并计算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根据Hb水平，以正常参考值下限为界，将患者分为贫血组和非贫血组。比较2组各实验室指标水平；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Hb与其他指标的相关性；采用Lasso回归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确定初诊MM患者发生贫血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筛选出的影响因素单独及联合对MM患者发生贫血的评估效能，曲线下面积（AUC）比较采用DeLong检验。结果149例初诊MM患者中，非贫血组56例，贫血组93例。贫血组GLO、Cr、BUN、Cys-C、β2-MG水平均高于非贫血组（P<0.05），ALT、TBIL水平和eGFR均低于非贫血组（P<0.05）。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初诊MM患者Hb水平与GLO、Cr、BUN、Cys-C、β2-MG均呈负相关（rs=-0.262、-0.363、-0.232、-0.440、-0.589，均P<0.05），与ALT水平、eGFR呈正相关（rs=0.313、0.415，均P<0.05），与TBIL无相关性（rs=0.150，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GLO、β2-MG水平升高是初诊MM患者发生贫血的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GLO、β2-MG单独及联合评估初诊MM患者发生贫血的AUC分别为0.624、0.805、0.819；β2-MG单独评估的AUC大于GLO单独评估的AUC（Z=2.837，P=0.005）；二者联合评估的AUC大于GLO单独评估的AUC（Z=4.133，P<0.001），二者联合评估的AUC大于β2-MG单独评估的AUC，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576，P=0.565）。结论GLO、β2-MG水平升高是初诊MM患者发生贫血的危险因素，二者联合对初诊MM患者发生贫血具有良好的评估价值。

摘要:目的检测急性脑梗死（ACI）患者血小板参数及凝血功能指标，并分析其对患者发生早期神经功能恶化（END）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选取2024年6月至2025年6月在该院神经内科住院的231例ACI患者作为ACI组，选择同期在该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的230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健康对照组。收集ACI患者入院时和健康志愿者体检时的血小板计数（PLT）、血小板压积（PCT）、平均血小板体积（MPV）、血小板分布宽度（PDW）、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纤维蛋白原（FIB）和D-二聚体（D-D），比较健康对照组与ACI组临床资料。ACI患者入院后7 d内每隔8 h进行一次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根据NIHSS评分变化将患者分为非END组和END组，比较非END组与END组临床资料。采用Lasso回归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CI患者发生END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筛选出的血小板参数及凝血功能指标对ACI患者发生END的预测效能。结果与健康对照组相比，ACI组PLT增加，MPV、PDW增大，FIB、D-D水平升高，而PT、APTT和TT明显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非END组159例，END组72例。与非END组相比，END组合并高血压比例、合并糖尿病比例、颈动脉狭窄率＞50%比例及D-D水平升高，PLT增加，MPV、PDW增大，PT、APTT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PLT增加、MPV增大及D-D水平升高均是ACI患者发生END的危险因素（P＜0.05），而PT、APTT延长均是ACI患者发生END的保护因素（P＜0.05）。PLT、MPV、PT、APTT、D-D 5项联合预测ACI患者发生END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31，均大于5项指标单独预测的AUC（P＜0.05）。结论血小板参数和凝血功能指标在ACI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二者联合对预测ACI患者发生END有良好的效果。

摘要:目的探讨支气管哮喘合并肺炎支原体（MP）感染患儿血清沉默信息调节因子3（SIRT3）、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NLRP3）水平及其诊断价值。方法选取2021年12月至2023年12月该院收治的支气管哮喘合并MP感染患儿116例作为MP感染组，选择同期该院收治的单纯支气管哮喘患儿116例作为单纯哮喘组，选择同期在该院进行常规体检且健康的儿童116例作为对照组。比较各组肺功能指标［用力肺活量（FVC）、呼气流量峰值（PEF）、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pred）］及血清SIRT3、NLRP3水平；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支气管哮喘合并MP感染患儿血清SIRT3、NLRP3水平间及二者与肺功能指标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支气管哮喘合并MP感染的关联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SIRT3、NLRP3单独及联合对支气管哮喘合并MP感染的诊断价值。结果MP感染组血清SIRT3水平及FVC、PEF、FEV1%pred均低于单纯哮喘组和对照组（P＜0.05），单纯哮喘组血清SIRT3水平及FVC、PEF、FEV1％pred均低于对照组（P＜0.05）；MP感染组血清中NLRP3水平高于单纯哮喘组和对照组（P＜0.05），单纯哮喘组血清NLRP3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支气管哮喘合并MP感染患儿血清SIRT3水平与FVC、PEF、FEV1％pred均呈正相关（r=0.623、0.525、0.496，均P＜0.001），血清NLRP3水平与FVC、PEF、FEV1％pred及血清SIRT3水平均呈负相关（r=-0.562、-0.451、-0.488、-0.512，均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FVC、PEF、FEV1％pred增大及血清SIRT3水平升高均与支气管哮喘合并MP感染的可能性降低相关（P＜0.05），血清NLRP3水平升高与支气管哮喘合并MP感染的可能性增加相关（P＜0.05）。血清SIRT3、NLRP3单独及联合诊断支气管哮喘合并MP感染的AUC分别为0.784（95%CI：0.725～0.835）、0.765（95%CI：0.705～0.818）、0.875（95%CI：0.826～0.915），二者联合诊断的AUC大于血清SIRT3（Z=3.413，P=0.001）、NLRP3（Z=4.409，P＜0.001）单独诊断的AUC。结论支气管哮喘合并MP感染患儿血清SIRT3水平降低，血清NLRP3水平升高，二者能够作为诊断支气管哮喘合并MP感染的生物标志物。

摘要:目的分析血清可溶性髓样细胞触发性受体-1(sTREM-1)、淀粉样蛋白A(SAA)、降钙素原（PCT）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合并下呼吸道感染的诊断价值及患者的病原体分布情况。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3年12月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六安医院收治的137例COPD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病原学检查结果分为感染组与非感染组，分析感染组患者病原体分布情况。比较感染组与非感染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及血清sTREM-1、SAA、PCT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COPD患者合并下呼吸道感染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sTREM-1、SAA、PCT单独及三者联合对COPD合并下呼吸道感染的诊断效能。结果137例COPD患者送检标本中分离出病原体70株（65例），检出率为47.45%（65/137）。70株病原体中革兰阴性菌45株（64.28%），占比最高，主要为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克雷伯菌；革兰阳性菌23株（32.86%），主要为肺炎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真菌2株（2.86%）。与非感染组相比，感染组年龄较大，有吸烟史比例、合并糖尿病比例较高，住院时间较长，血清sTREM-1、SAA、PCT水平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增大、合并糖尿病及血清sTREM-1、SAA、PCT水平升高均是COPD患者合并下呼吸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sTREM-1、SAA、PCT单独及三者联合诊断COPD合并感染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07（95%CI：0.766~0.844）、0.778（95%CI：0.734~0.817）、0.763（95%CI：0.719~0.804）、0.910（95%CI：0.878~0.936），三者联合诊断的AUC大于sTREM-1、SAA、PCT单独诊断的AUC（Z=6.092、6.293、5.280，均P＜0.05）。结论COPD合并下呼吸道感染患者以革兰阴性菌感染为主，其中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为主要致病菌，血清sTREM-1、SAA、PCT检测有助于COPD合并下呼吸道感染的诊断。

摘要:目的探讨认知行为疗法（CBT）联合舍曲林对焦虑障碍共病抑郁障碍患者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睡眠质量、心率变异性（HRV）的影响。方法将2024年5月至2025年5月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的焦虑障碍共病抑郁障碍患者13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观察组，每组65例。对照组仅给予舍曲林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CBT。比较2组治疗前、治疗12周后焦虑评分［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17项版，HAMA）评估］、抑郁评分［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评估］、HRV［记录正常NN间期的标准差（SDNN）、相邻RR间期差值的平方根（RMSSD）、相邻NN间期差值超过50 ms的比例（pNN50）］、事件相关电位［ERP，记录P300潜伏期、振幅］、睡眠质量［记录总睡眠时间（TST）、睡眠效率（SE）、入睡潜伏期（SL）、觉醒次数（WASO）］，比较治疗期间2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治疗12周后，2组HAMA、HAMD-17评分均低于治疗前，且治疗12周后观察组HAMA、HAMD-17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12周后，2组SDNN、RMSSD及pNN50均高于治疗前，且治疗12周后观察组SDNN、RMSSD及pNN50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12周后，2组P300潜伏期短于治疗前，P300振幅高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12周后观察组P300潜伏期均短于对照组，P300振幅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12周后，2组PSQI评分、WASO均低于治疗前，TST均长于治疗前，SE均高于治疗前，SL均短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12周后，观察组PSQI评分、WASO低于对照组，TST长于对照组，SE高于对照组，SL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期间，对照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20.00%）高于观察组（11.67%），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CBT联合舍曲林治疗焦虑障碍共病抑郁障碍可减轻患者焦虑、抑郁症状，改善睡眠质量，调节HRV，提高神经认知反应速度和反应强度，且未明显增加不良反应风险，安全性良好。

摘要:目的探讨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血清B型利钠肽（BNP）、血管生成素样蛋白8（ANGPTL8）、分泌型卷曲相关蛋白5（SFRP5）对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发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2022年6月至2024年3月该院收治的198例AMI患者作为AMI组。PCI术后对所有AMI患者进行为期6个月的随访，记录随访期间MACE的发生情况，将发生MACE的患者纳入MACE组，未发生MACE的患者纳入非MACE组。选取同期在该院体检的健康体检者198例作为对照组。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BNP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ANGPTL8、SFRP5水平，比较各组基线资料及血清BNP、ANGPTL8、SFRP5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MI患者PCI术后发生MACE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BNP、ANGPTL8、SFRP5单独及三者联合对AMI患者PCI术后发生MACE的预测价值。结果AMI组血清BNP、ANGPTL8、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尿酸、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均高于对照组，血清SFRP5、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MACE组血清心肌肌钙蛋白I（cTnI）、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BNP、ANGPTL8水平均高于非MACE组，血清SFRP5水平低于非MACE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BNP、ANGPTL8水平升高是AMI患者PCI术后发生MACE的危险因素（P＜0.05），SFRP5水平升高是AMI患者PCI术后发生MACE的保护因素（P＜0.05）。血清BNP、ANGPTL8、SFRP5单独及三者联合预测AMI患者PCI术后发生MACE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14、0.807、0.807、0.939，三者联合预测的AUC大于BNP（Z=3.639，P＜0.001）、ANGPTL8（Z=3.499，P＜0.001）、SFRP5（Z=3.363，P=0.001）单独预测的AUC。结论PCI术后发生MACE的AMI患者血清BNP、ANGPTL8水平升高，血清SFRP5水平降低，三者联合预测AMI患者PCI术后发生MACE的价值较好。

摘要:目的探讨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RRMS）患者血清视锥蛋白样蛋白-1（VILIP-1）、神经轴突生长抑制因子A（Nogo-A）与认知障碍的关系。方法选取2022年11月至2024年11月河北省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收治的RRMS患者97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分将患者分认知障碍组（MMSE评分≤26分）和无认知障碍组（MMSE评分＞26分）。对认知障碍组进一步细分为轻度、中度、重度认知障碍。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所有患者血清VILIP-1、Nogo-A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RRMS患者发生认知障碍的影响因素；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RRMS患者血清VILIP-1、Nogo-A水平与MMSE评分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血清VILIP-1、Nogo-A单独及联合对RRMS患者发生认知障碍的诊断价值。结果认知障碍组46例，无认知障碍组51例。认知障碍组患者病灶负荷大于无认知障碍组（P＜0.05），MMSE评分低于无认知障碍组（P＜0.05）；2组病灶部位分布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5）。认知障碍组血清VILIP-1、Nogo-A水平均高于无认知障碍组（P＜0.05）。重度认知障碍患者血清VILIP-1、Nogo-A水平均高于中度和轻度认知障碍患者（P＜0.05），中度认知障碍患者血清VILIP-1、Nogo-A水平均高于轻度认知障碍患者（P＜0.05）。RRMS患者血清VILIP-1、Nogo-A水平与MMSE评分均呈负相关（r=-0.549、-0.582，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VILIP-1、Nogo-A水平升高均是RRMS患者发生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VILIP-1、Nogo-A单独及联合诊断RRMS患者发生认知障碍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30、0.845、0.929，二者联合诊断的AUC大于血清VILIP-1、Nogo-A单独诊断的AUC（Z=3.404、2.549，均P＜0.05）。结论RRMS患者血清VILIP-1、Nogo-A水平与认知障碍的发生有关，二者联合可辅助诊断RRMS患者认知障碍的发生。

摘要:目的探讨胃泌素17（G-17）、胃蛋白酶原Ⅰ（PGⅠ）、胃蛋白酶原Ⅱ（PGⅡ）与消化性溃疡（PU）患者溃疡分期及上消化道出血的关系。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5年1月西安宝石花长庆职工医院收治的PU患者270例作为PU组，另外选取同期在西安宝石花长庆职工医院体检的健康体检者60例作为对照组。比较PU组与对照组血清G-17、PGⅠ、PGⅡ水平，分析不同溃疡分期PU患者血清G-17、PGⅠ、PGⅡ水平，并进行线性趋势检验。根据是否发生上消化道出血将PU患者分为非出血组和出血组，比较出血组与非出血组患者基线资料及血清G-17、PGⅠ、PGⅡ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U患者发生上消化道出血的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G-17、PGⅠ、PGⅡ对PU患者发生上消化道出血的预测价值。 结果PU组患者血清G-17、PGⅠ、PGⅡ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活动期患者血清PGⅠ、PGⅡ水平均低于愈合期和瘢痕期（P＜0.05），愈合期患者血清PGⅠ、PGⅡ水平均低于瘢痕期（P＜0.05）；活动期患者血清G-17水平高于愈合期、瘢痕期（P＜0.05），愈合期患者血清G-17水平高于瘢痕期（P＜0.05）。线性趋势检验结果显示，随着溃疡分期从活动期向瘢痕期发展，PU患者血清G-17水平呈下降趋势（P＜0.05），血清PGⅠ与PGⅡ水平呈升高趋势（P＜0.05）。出血组62例，非出血组208例。出血组有Hp感染比例、溃疡直径≥20 mm比例、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s）比例及血清G-17、PGⅠ、PGⅡ水平均高于非出血组（P<0.05）。有Hp感染、溃疡直径≥20 mm、使用NSAIDs及血清G-17、PGⅠ、PGⅡ水平升高均为PU患者发生上消化道出血的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G-17、PGⅠ、PGⅡ单独及三者联合预测PU患者发生上消化道出血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37（95%CI：0.680~0.788）、0.811（95%CI：0.759~0.856）、0.784（95%CI：0.730~0.832）、0.876（95%CI：0.830~0.913），三者联合预测的AUC大于G-17（Z=5.552，P<0.001）、PGⅠ（Z=3.405，P=0.016）和PGⅡ（Z=4.618，P=0.003）单独预测的AUC。结论PU患者血清G-17、PGⅠ、PGⅡ水平升高，且随着溃疡分期从活动期向瘢痕期发展，患者血清G-17水平呈下降趋势，血清PGⅠ与PGⅡ水平呈升高趋势；血清G-17、PGⅠ、PGⅡ水平升高是PU患者发生上消化道出血的危险因素，且三者联合对PU患者发生上消化道出血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摘要:目的探讨血清4-羟基壬烯醛（4-HNE）、脂肪酸结合蛋白5（FABP5）、叉头框转录因子M1（FOXM1）联合对重症肺炎（SP）并发呼吸衰竭（RF）患者预后不良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2022年1月至2025年3月监利市人民医院收治的267例SP并发RF患者为研究对象。SP并发RF患者入监护室24 h内采用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Ⅱ（APACHEⅡ）评分系统评估SP并发RF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分为低危组（0~10分）、中危组（11~20分）及高危组（>20分）。若患者住院28 d内发生严重并发症或死亡，则归入预后不良组，未发生上述情况的患者则归入预后良好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4-HNE、FABP5、FOXM1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SP并发RF患者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以所有患者血清4-HNE、FABP5、FOXM1水平均值为界，划分为各指标高水平（＞均值）、低水平（≤均值），采用相对危险度（RR）分析不同血清4-HNE、FABP5、FOXM1水平对SP并发RF患者预后不良的影响；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4-HNE、FABP5、FOXM1单独及三者联合对SP并发RF患者预后不良的预测价值。结果低危组67例，中危组109例，高危组91例。高危组血清4-HNE、FOXM1水平均高于中危组和低危组（P＜0.05），中危组血清4-HNE、FOXM1水平均高于低危组（P＜0.05）；高危组血清FABP5水平低于中危组和低危组（P＜0.05），中危组血清FABP5水平低于低危组（P＜0.05）。SP并发RF患者血清4-HNE、FOXM1水平与病情严重程度均呈正相关（rs=0.624、0.591，均P＜0.001），血清FABP5水平与病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rs=-0.573，P＜0.001）。预后不良组83例，预后良好组184例。预后不良组绝对中性粒细胞计数、白细胞计数及降钙素原、C反应蛋白、4-HNE、FOXM1水平均高于预后良好组（P＜0.05），氧合指数及血清FABP5水平均低于预后良好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4-HNE、FABP5、FOXM1水平均是SP并发RF患者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P＜0.05）。血清4-HNE、FOXM1高水平患者预后不良的风险分别是低水平患者的1.687倍（RR=1.687）、1.680倍（RR=1.680），血清FABP5低水平患者预后不良的风险是高水平患者的1.594倍（RR=1.594）。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4-HNE、FABP5、FOXM1单独及三者联合预测SP并发RF患者预后不良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18、0.801、0.820、0.935，三者联合预测的AUC大于血清4-HNE、FABP5、FOXM1单独预测的AUC（Z=3.726、4.536、3.302，均P＜0.05）。结论SP并发RF患者血清4-HNE、FOXM1水平升高，FABP5水平降低，三者联合对SP并发RF患者预后不良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摘要:目的基于化学发光方法建立长沙地区成年人外周血白细胞介素（IL）-6、IL-8、IL-10、IL-1β、IL-2受体(IL-2R)及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的正常参考区间。方法选取2024年8月至2025年10月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健康体检中心进行健康体检的376例健康成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171例、女205例。按照我国常用年龄分期标准，将研究对象按年龄分为青年组（18～<45岁）122例、中年组（45～<60岁）133例、老年组（≥60岁）121例。采用四川沃文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 LA3000 型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盒检测血清IL-10、IL-1β、IL-2R、IL-6、IL-8、TNF-α水平，比较不同性别、年龄组各项细胞因子水平，并采用百分位数法建立各指标的正常参考区间。结果男性与女性的血清IL-2R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男性与女性的血清IL-10、IL-1β、IL-6、IL-8、TNF-α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血清IL-6在青年组与老年组、中年组与老年组的比较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IL-2R仅青年组与中年组间、IL-8仅青年组与老年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其余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IL-2R成人参考区间为男性164.42～461.55 U/mL，女性 131.57~437.03 U/mL；IL-6参考区间为18～＜45岁≤2.95 pg/mL，45～＜60岁≤3.77 pg/mL，≥60岁≤5.81 pg/mL；IL-8参考区间为≤23.84 pg/mL；IL-1β参考区间为≤1.14 pg/mL；IL-10参考区间为≤2.77 pg/mL；TNF-α参考区间为≤7.43 pg/mL。结论基于化学发光法检测，建立了长沙地区成年人血清IL-10、IL-1β、IL-2R、IL-6、IL-8、TNF-α的正常参考区间，为临床提供了疾病诊断的参考标准。

摘要:目的探讨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SII）与系统性炎症反应指数（SIRI）对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疾病活动度及狼疮性肾炎（LN）、血液系统损害的评估价值。方法选择2020年1月至2025年6月在百色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158例初诊SLE患者作为SLE组。根据SLE疾病活动指数（SLEDAI-2000）评分标准，将SLE患者分为低疾病活动度组（≤9分）和高疾病活动度组（＞9分）；根据是否发生肾脏损害将SLE患者分为LN组和非LN组；根据是否发生血液系统损害将SLE患者分为血液系统损害组和无血液系统损害组。选择同期在百色市人民医院体检的160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检测所有受试者的血常规指标，计算SII和SIRI。结果SLE组SII和SIRI均高于对照组（P＜0.001）。低疾病活动度组83例，高疾病活动度组75例。高疾病活动度组SII、SIRI均高于低疾病活动度组（P＜0.05）。LN组78例，非LN组80例。LN组SII、SIRI均高于非LN组（P＜0.05）。血液系统损害组61例，无血液系统损害组97例。血液系统损害组SII和SIRI均高于无血液系统损害组（P＜0.05）。SII、SIRI诊断SLE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47、0.696。SII、SIRI鉴别SLE高疾病活动度的AUC分别为0.901、0.846。SII、SIRI识别SLE患者发生LN的AUC分别为0.697、0.726。SII、SIRI识别SLE患者发生血液系统损害的AUC分别为0.692、0.646。结论SLE患者SII和SIRI升高，且与疾病活动度、LN及血液系统损害有关。SII和SIRI对SLE疾病活动度有较好的鉴别价值，对SLE患者发生LN及血液系统损害亦有一定的识别价值，有望作为评估SLE患者疾病活动度及器官损害的辅助指标。

摘要: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挑战。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作为HBV感染的主要生物标志物，其分析灵敏度直接影响筛查、病情监测及疗效评估。该文系统综述了超敏HBsAg检测技术的分类与发展现状，阐述了化学发光免疫分析、CRISPR-Cas 检测、生物传感器及微流控纸基分析装置四大主流平台的最新研究进展，总结了其在低浓度 HBsAg检测中的优势及在HBV感染全周期管理中的应用价值，同时分析了当前存在的标准化程度不足等问题，并对未来的发展研究趋势进行展望，为此技术的应用推广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摘要:围绝经期是女性骨量快速流失的关键窗口期，其核心病理机制在于雌激素撤退引发的骨重塑偶联失衡。尽管双能X线吸收法（DXA）是临床诊断的金标准，但其在捕捉早期代谢改变方面存在明显的滞后。相比之下，骨代谢标志物能实时反映骨重塑的动态速率，具有重要的早期预警价值。基于此，该文聚焦于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IOF）推荐的首选参考标志物——Ⅰ型前胶原氨基端前肽（PⅠNP）、Ⅰ型胶原羧基端肽β特殊序列（β-CTX），系统综述了其在围绝经期骨质疏松早期筛查及疗效监测中的临床效能。同时，针对检测结果易受分析前变异干扰的临床难点，文中重点剖析了昼夜节律、进食状态及肾功能对结果的影响，并总结了相应的质量控制策略。此外，为克服单一指标特异性不足的局限，该文进一步探讨了整合抗苗勒管激素（AMH）、促卵泡激素（FSH）及炎症因子构建多维度风险预测模型的研究进展。现有证据表明，规范化的骨代谢标志物检测与多指标联合评估，能有效弥补影像学的时间局限，为围绝经期骨健康的精准管理提供动态的实验室依据。

摘要: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肿瘤(BPDCN)是一种起源于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的罕见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具有高度侵袭性，患者总生存率低。传统上，常规化疗和干细胞移植是BPDCN患者的主要治疗方法，但复发频繁，靶向免疫治疗已成为临床研究中的重点。与正常造血干细胞相比，CD123在BPDCN细胞上特异性过度表达，使其成为该疾病靶向免疫治疗的重要靶点。该文系统综述了BPDCN起源、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等基础诊疗要点，重点围绕 CD123 靶向治疗展开阐述，梳理了该靶点相关靶向药物和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治疗在BPDCN中的研究进展。目前,BPDCN 现有治疗方案尚未显著改善患者的长期生存获益，仍存在有效治疗靶点匮乏、单一治疗手段疗效有限等主要问题，未来研究应侧重于探索多靶点治疗及多种方法联合应用等创新策略，进一步提升靶向治疗的可控性和安全性，以提高BPDCN患者的生存率。

摘要:肺炎克雷伯菌（KP）是一种革兰阴性杆菌，可引起多种医院及社区获得性感染。近年来，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HvKP）与广泛耐药肺炎克雷伯菌（XDRKP）菌株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给公共卫生安全和临床抗感染治疗带来严峻挑战。KP生物膜是细菌产生耐药和致病的重要因素，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该文从多糖荚膜、群体感应系统、外排泵、孔蛋白、菌毛及铁浓度等方面阐述KP生物膜的调控机制，探讨KP生物膜与耐药性的关系，并综述噬菌体、纳米粒子、抗菌肽、药物联合及天然有机化合物等抗生物膜治疗策略的最新进展，旨在为新型抗菌药物研发及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